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距今已二千余年。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我国的笔译传统虽然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因为，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的先河之后，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给罗马读者，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文学热。这些早期翻译家中包括与安德罗尼柯齐名而被共同誉为“开创罗马文学三巨头”的涅维乌斯(Naevius,前270-200)与恩尼乌斯(Ennius，前254?- 184)，以及其他文学翻译大师如普劳图斯(Plautus,前239?-169)、泰伦斯(Terence,前190?-159)、西赛罗(Cicero,前106-43)、卡图鲁斯(Catullus,84?-54?)等等。在翻译理论方面，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约作于224年;西方最早的翻译论文，首推罗马时期翻译家、修辞学家西赛罗的《论演说家》(Deoratore)、《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optimo genere oratorum)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分别作于公元前55、46以及45-44年。中西相比，无论就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而言，西方翻译传统的起源，都先于中国翻译传统二百多年。当然，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二百多年算不了什么，某个传统比另一个传统长二百年或短二百年，也并不等于某个传统就一定比另一个传统“先进”或“落后”。然而，它却能说明，在中西方各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更早地得益于翻译文化的开发与发展。正如西方翻译史学家凯利(Louis Kelly)所说，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以上史实同时也表明，作为两大世界级体系，中西翻译传统有着互为独立的发展时间和路线，如今的翻译公司也是在发展中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