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经翻译了《美元大崩溃》《嚣张的特权》等十几部图书的陈召强在微博发文，透露说他迄今为止所翻译的图书，只有三部翻译费达到了每千字90元，其余的均在千字70元及以下。同一条微博中，他宣称，“鉴于图书翻译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暂时不再翻译图书了”。这条微博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吐槽。

　　图书译者对待遇不满，与此同时，普通读者却对现今的翻译水平不满。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一句简单的“play baseball”（打棒球），在不同的译本中被错误地翻译为“打垒球”或“打篮球”，以至于网友讥讽说“怀疑译者中学没毕业”。然而，读者对翻译类图书的要求还不只停留在要求“基本翻译无差错”，他们想读到更为优美的翻译。

　　“我最早看到《追忆似水年华》，是周克希老先生翻译的。其中有一句为"吉尔贝特拿起了这颗弹子，欣赏着它那金色的亮光，用手指摸了摸它"。看了这段话，我甚至能想到吉尔贝特发亮的眼睛。但是在最近的一个译本中，这句话变成了干巴巴的"吻了一吻它"。我不懂法语，但是我懂得欣赏！”酷爱外国文学的中文系学生刘靖被类似的问题深深困扰着。

　　如今的法国文学作品，刘靖首选傅雷的译本；英国文学方面，她爱看冰心的译本。“好的译本有修辞、有文风甚至有加工，而现在的文学作品竟然也直译。对比着看，你会明显地感觉到作品和产品的分别。”可惜前辈的译著毕竟有限，刘靖只能“在现今良莠不齐”的译本中挑选。

　　读者把矛头指向译者，而译者却大多为翻译稿费的问题纠结。翻译费和漏洞百出的翻译类图书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现状】 稿费低迫使译者加快速度

　　“中国没有专职搞图书翻译的人，因为只靠这个根本活不了。”如今，在图书翻译领域，能称得上翻译家的人并不多，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林少华是其中一位。接受采访时，他如是说。

　　按照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翻译的稿酬为千字20-80元。因为名声在外，大多数出版社请林少华翻译时，总是“特殊对待”，额外多付稿酬。林少华表示不方便透露具体报酬，但“低于100元的”他不考虑，并笑着说“否则就吃大亏了”。

　　林少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翻译速度算快的了，词汇量够用，不用翻字典，每天坐着不动，才能翻译2000字。按照现在的稿费标准，一般的译者如果能到这个速度，按最高千字80元计算，坚持一个月，在大城市里，收入也并不算高。”在1989年，林少华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成了23万字的《挪威的森林》，拿到了五六千元的稿费。作为大学毕业生，他当时的工资每月仅为71.5元。

　　林少华说，因稿费低，有人为了多挣钱而加速，甚至出现了“通篇没一个形容词”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读者“伤不起”却又无能为力。

　　物价涨，翻译稿酬却十几年如一日不变，这还只是个显性的问题。林少华记得曾经有一个时期，出版社按照版面字数计算稿酬，即以排印的版面每行字数乘以全部实有的行数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单独成段的语气词可以得到十几个字的稿酬，而如今却用word严格统计字数。按照版面字数计算，在《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里也有规定。

　　记者联系的出版社，大多不愿谈论翻译稿费的问题，官方给出的解释多为“国家规定”，然而在翻译字数的统计上，所谓的“国家规定”有时却如一纸空文。

　　【寻因】 翻译质量都向稿费看齐

　　私下里，出版社的编辑们实则也被翻译稿费低这个问题所困扰。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陈莉在微博中抱怨千字70元请不到靠谱的译者。如果是决策者，或许他们就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了。

　　如今，国内的出版社翻译外文作品，需要向原著作人支付版税，曾有业内人士透露，一般为7-10%。除此之外，再减去印刷装订成本、间接管理成本，考虑到图书折扣、退货率等问题，翻译类图书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书价没有涨，而且折扣越来越厉害，翻译费用怎么可能涨？另一方面，行情是这样，就我们自己涨了，不是找骂吗？”

　　出版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的新经典文化公司，其相关人士认可了这种说法。他说千字70-80元的稿费在国营出版社中算高的，作为民营出版公司，他们制定稿费时更为灵活，愿意为好的译者支付更高的稿酬。该人士同时指出，教辅类、文学作品类、生活类图书的翻译稿费，从高到低略有差别，同时，稿酬还会因作品的经典性、译者的名气等有所不同。

　　一边有人抱怨翻译费太低，一边却有人以千字30-40元的标准接受委托。另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正规出版社一般不会把翻译费用压得太低，但作为中介的翻译公司却要从中抽成，请新人以压缩支出成了他们常用的手段。拖欠翻译费用等问题，多发生在翻译公司和译者之间，很多时候，出版社是“被连累”了。同时他还说：“愿意以低价做翻译的人，无论在能力或者经验方面，甚至连"中等"都算不上，但翻译公司请他们，我们也没办法。”

　　【后果】 粗“翻”滥“译”受虐的是读者

　　翻译费用低，但有译者头衔的人却很多。

　　林少华说，从事图书翻译的人大体分为两类，或者空余时间很多，或者极其热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宏印属于后者。

　　“60-80元的翻译费算高的，40-50元的情况也有过。我从事翻译，主要是爱好，更看重作品的传播价值，如果出版社的要求和我的专业及兴趣无关，我一般是不翻译的。”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王宏印所做的工作大多是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为英文。在古典诗词和陕北民歌的英文翻译之后，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推介也很重视，已出版的作品达40多部，包括译著类书籍。

　　很多学者型的译者和王宏印一样，更关心学术而不想找麻烦。但这并不表示他认可现在的状态。在王宏印看来，译者是被忽视的翻译不好挨骂，翻译好了都是原作者的功劳，翻译者的二度创作不被认可；译者的名字被放在封面的边角，甚至不能和原作者一样出现在封面上，只能出现在扉页或者版权页上。

　　“这些都说明译者的身份是隐身的，难以和作者相比。”王宏印说。

　　同时，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翻译家，他对翻译这一行业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曾看到一些研究生为了补贴生活，给点钱就译，其中不乏有人“从不同的译本选词摘句，东拼西凑就交差了”，而这种情况是翻译质量下降和影响翻译声誉的主要原因；他还说，有的翻译公司接到活儿后，让员工一人翻译一章，负责任的翻译公司会请有经验的译者统稿，而不负责任的，则直接交给出版社，这会导致出版后的作品差错率高、风格不统一；此外，除了一些大社和专门的外文出版社，一般出版社的编辑外文水平和翻译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在王宏印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翻译作品质量低下。

　　靠热情和兴趣支撑来翻译，王宏印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曾翻译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者孙仲旭声称“爱上翻译是种难以戒除的瘾”，翻译了《大法官说了算》《九人》《批评官员的尺度》等作品的学者何帆也说，他认识的几位译者，都是“靠理想或兴趣支撑”。

　　“任何一个行业，仅仅凭着热情，凭着所谓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的。”最近的微博中，陈召强写下了这样的话，而这，也恰恰是王宏印所担忧的。

　　“若他们（靠兴趣支撑的人）全部选择放弃，劣币驱逐良币，只是时间问题。”此为何帆对这个行业下的定语。而林少华的忧虑更甚，他觉得，优秀的译者已经青黄不接了。

　　陈召强已经宣布暂时不再翻译。下一个，会是谁？好莱坞编剧大罢工的故事，会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