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关于直译和意译的纷争由来已久。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争论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也许是受到初学英语时的“Absent-minded professor”的笑话听多了吧，很是害怕将来自己也会那样，所以总是力图在学习以外琢磨出一些什么别的东西来。说来惭愧，上学时名义上学的是英语专业，但是确切地知道将来不会幼稚到仅仅靠语言吃饭，所以并没有对于语言本身钻研得太深，而是吧大部分精力放在 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经济领域。至于在学校的四年间，通过全方位的熏陶，把好好的中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彻底实现了西化(不要误会，此西化非彼西化)，但是自己觉得，用将感性思维驯化成为了经济思维来形容四年大学的功效可能更为确切一些。(也非尽然，目前我的教学模式无意识地偏像于美国模式也许就是西化的后果之一?)

　　想起来，好像是2002年，一个翻译界很大的事情，第*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中国召开。会期三天，由中国翻译的龙头老大，周总理关照下于1970年成立的中国翻译公司(隶属于外文局)，同时挂牌“中国译协”的承办。会议本身没有什么，一个行业例会而已。新闻报道可是让我笑死了。报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翻译工作应该以翻译对象，也就是读者的理解为目标(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几百位专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仅仅为了得出这样一个谁都知道的结论?这样的真理?任何一个从事于实际翻译工作的人员都应该知道的常识啊。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将源语言用目标语言进行的二次表述。如果翻译的目标仅仅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孤芳自赏，那么还称得上是翻译吗。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工作是为了自己喜欢，自己玩，那么也就不成其为工作了。

　　大约是五、六年前吧，拒绝了一个最著名的翻译培训机构(奥运翻译承包商)的邀请。原因之一就是在看了他们的一个王牌教师，一位前国家外交部的退休翻译的课程的展示视频和一位西安翻译学院的教授的授课视频以后，突然对这样传统的教育方法厌恶起来。那位外交部的前翻译的演示不可谓不精彩，(西安的那位就不想说了，他所做的仅仅是一大堆词汇的而罗列而已，我也纳闷，这样的课程居然是名校的招牌?)，讲授不可谓不到位。但是，他从根上错了。当然，不能说他错，是中国英语教育的大方向错了。

　　无论是母语教育也好，应试教育也好，都是停留在一个浅层次的学习，也就是将一个原本不难达到的总体目标分割为数个阶段性目标，而这几个阶段性目标并不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而是在互相制约，互相破坏。更可怕的是，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又被分裂成互不相干的数个小目标(口语，语法，)在每一次小目标的完成之后，就被搁置一旁。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英语的任何内容，一旦搁置，就完全会前功尽弃。

　　于是，一个简单的英语之墙，被反复地铸起，又反复地打破。总是那几块烂砖头，搬来搬去，就是装不到筐里去，有多少信心禁得住这样的摧残呢?

　　如此的英语学习，不是灾难是什么?也难怪社会上关于取消英语之声不断。

　　在无数次摧残之后，学习者才会意识到，原来只要瞄准了一个大目标，在其他的小目标之间稍作调整，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小目标。而这些小目标和大目标，完全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旦达到这个大目标，其他的小目标很自然地就会达到了。

　　回想起我自己的英语学习过程，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学过，没有认真背过单词，没有认真研究过语法。关于英语的一切，似乎都是自己跑到脑子里去的，一进去以后，就自动归位，整整齐齐地在脑子里排好了队。而无论到什么时间，什么位置，遇到什么样的内容，场合，头脑会自动地调用和组合所需要的内容。这也许是沾了好几个光吧。1.从六岁开始，学习了四遍第一册。基础算是是牢不可破了。2.对于中国语文的广泛涉猎和熟练运用，包括各种文体，内容。3.对于汉语语音(含拼音，方言)和朗诵的了解和 运用。4.在上千万字的笔译和数千次的口译中，遇到的“赶鸭子上架”(现在流行称作：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比较多。被驱赶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上了，而且不惧怕见过的还是没有见过的各种各样的架子。每一次实际上都是学习和提高的过程。5.对于其他语种的翻译的指导(点拨过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小翻译们)也加深了对于英语的理解和提高。6.对于所有层次，范围，内容，专业(学龄前，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中考，高中，中考，高考，考研，考博，出国，口语，语法，音标，写作，考前冲刺，各种成人考试，商务，技术类，经济类)的英语的教授需要多种知识和能力的贯通和运用。7.多次主持国家级商务项目和多年的外贸业务经历要求随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心二用或者三用。总而言之，也就是把所有的小目标都定位于一个大目标之下。没有浪费时间和精力。

　　还说起那位前外交官的翻译课。他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在打破被那些小目标或者阶段目标建立起来的摇摇欲坠的墙。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目标串联起来呢?

　　从而萌生了从头做起的想法。

　　有一批人，从初涉英语开始，就建立起整整齐齐的英语和汉语的分列式，不受母语化教育的干扰，在建立汉语思维的同时，建立对应的英语思维，这样的学习该省多少力气啊。我也不必再在教授英语的同时遭受打破旧世界的痛苦。

　　直译和意译呢?

　　以下说的还是言中其的。

　　一般的翻译教材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都离不开讨论翻译方法与技巧。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统编翻译教程(即张培基等编著的教程)，主要是讲述常用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其中包括：词义的选择、引伸和褒贬;词类转译法;增词法;重复法;省略法;正反、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被动语态的译法;名词从句的译法;定语从句的译法;状语从句的译法;长句的译法，和习语、拟声词、外来词语等特别语词的译法等。

　　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也基本上沿用这些方法与技巧，或在此基础上有些改进，例如，柯平编著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除了提出与张培基教程大同小异的方法外，还提出了变通和补偿手段：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义、归化和回译。

　　也有学者(参见刘宓庆1993：196-234)把分切、转换、词性转换、语态转换、肯定与否定、阐释或注释、引伸、替代、拆离、增补、省略与重复、重构、移植等等方法称这“手段”。

　　以上所引是不同学者所用的不同术语，用以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处理方法。究竟哪些属方法、哪些属技巧、哪些属手段，恐怕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我们在这里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以上所述的方法、技巧、手段)都类归为翻译“方法”;而把那些能够包含多种方法的术语，如直译法、意译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见下图)、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等，类归为翻译“策略”。本章讨论的就是这样的翻译策略。

　　翻译二分法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与意译都是翻译讨论的中心话题。“直译与意译之争，在我国自有翻译之时起就已存在”(罗新璋，1984：4)。“此争论至少从公元前就已经开始。到了十九世纪初，很多作家倾向于意译，即译其神韵而不是译字母;译意义而不是译词汇;译信息而不是译形式;译事实而不是译方式。……不过，这种争论是纯理论的，争论者并没有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情况和文体类型等因素”(Newmark 1988b:45)。

　　直译、意译在传统译论里讨论得最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又出现了其它的提法，例如：奈达(Nida 1964)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在本质上和意译与直译是一致的。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二分法，例如：霍斯(House 1977)的“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与“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格特(Gutt 1991)的“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与“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图瑞(Toury 1980,1995)的“适当性”(adequacy) 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纽马克(Newmark 1981/1988)提出的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与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以及温努提 (Venuti 1995) 的异化翻译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与归化翻译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以上所述的翻译方法二分法，既有共通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本章将对人们常引用及争论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等三对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并举例说明其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