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伦敦书展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小说、中国电影的翻译作品以及有关中国文化或中国作品的报纸评论。如果说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出版作品的稔知远没有我们所了解的日本文学，但至少我们已经渐渐接近它。中国文化及其出版作品对我们来说不再遥远陌生。
    中国文学作品的“中”与“西”
    “你或许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的增长会让翻译工作变得轻松和容易，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痴迷和喜爱并没有理所当然地让翻译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这是艾瑞克·埃里克森作为译者近年来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出版作品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深刻体会。作为一家经营图书版权贸易的负责人，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作品积极推介到国外。埃里克森说：“作为译者本身，我们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譬如我们如何向读者准确传递西方视角下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这肯定会影响到国外出版商对于中国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所作出的选择。但是翻译者自身也局限于作品文字中，未能有所超越。”
    在埃里克森看来，近年来，中国作品的翻译风格有明显的变化，是由于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品的写作方式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受此影响，中国作品所展现的文学形式和叙事结构渐渐为我们所熟悉。这也使得我们在翻译出版中国小说的时候不再单纯地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和习惯。”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变得更加国际化，其作品所呈现的主题也越来越为国外读者所熟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翻译主要从事的工作仍是作品文字本身。作品的主题和议题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感受，但是却不会过多地影响译者自身的工作。不管怎样说，中国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已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埃里克森说道。
    对外翻译作品的“虚”与“实”
    埃里克森认为：“汉语不同于英语或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这些语言往往有着同源的语音，语法相似，以及通用的比喻等修辞方法。但汉语却拥有完全不同的词根，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往往会离‘原’万里，最终又回到原点。逐字翻译是不可行的，有时你甚至需要将句子重新架构和排序。当然这也是考验译者文学功力的时刻，他既要精通汉语和文学，同时也要深谙英语写作叙事风格，才能真正将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恰当地传递给读者。”
    “翻译作品中的方言，就是一个典型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埃里克森说，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居住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的居民慢吞吞地说出陕西方言，那所产生的语言效果将是非常荒谬的。此外，中国文学作品还喜欢大量引用成语以及诗词典故，正如我们的作品中同样喜欢引用莎士比亚名言和《圣经》中的典故一样。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成语典故，一旦经过翻译转换为英文作品，就会变成英文中的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并不能准确地传达中文原意中所保留的“神韵”。汉语，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讲求意境，就是所谓的“虚”。而英语往往重视所谓“新”的形象，“新”的比喻，就是所谓的“实”。因此，如何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虚”的意境，以西方文学所熟悉的“实”的方式展现，就需要译者适当地发挥创作力。
    中国对外出版的“喜”与“忧”
    除了文字翻译工作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当然，译者还要处理与其他各国的编辑业务往来以及合同处理。对此，埃里克森经常跟他的编辑们说自己一直“很幸运”，因为他们熟悉中国文学并能将其恰当地用英语形式来展现。同时，出版商对于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的兴趣也一直在稳步增长。
    “之前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其对外出版已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是那次书展为中国对外出版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序幕。从那以后，中国对外出版速度一直在不断地上升，尽管出版行业是一个发展非常缓慢的行业，但是低潮和高潮都不会很快到来。”
    当前，中国作品对外出版面临的困境之一仍是主题陈旧，缺少推陈出新。背景设置总是侧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或者是神秘的中国，似乎所有的作品内容都是这两类，连出版商自己都产生了所谓的审美疲劳。现在我们更关注那些展现现代气息越来越浓厚的中国文学作品，那些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尽管我们不知道这终究意味着什么。“令人沮丧的是，出版商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也往往不愿意听你告诉他们什么。”埃里克森说道。
    令人欣慰的是，读者对于中国作品的选择却很清晰，“我认为读者并不感兴趣于作品的分类。他们只是在寻找真正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之前中国文学作品很少能够满足他们的。还有就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具备很强的政治意识，在我看来，读者试图从作品中获得政治上的勇敢。这是很难得的。”埃里克森强调。
    随着关于中国的各类信息以及中国对外出版图书市场需求表现的日益强烈，与之相符合的图书出版翻译需求也会逐步增加。正如文中被采访者埃里克森所言，图书翻译工作不仅需要译者知识丰富，还需要其具备深厚的双语文化修养。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出版市场份额的日渐增长，确保中国对外出版翻译作品的质量也是需要我们深度思考的问题。